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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編者
農民工子女在城里讀書，不僅成本很高，也感覺“低人一等”
“來天津十多年了，報紙上稱我們是‘新市民’，可我總覺著自己是外人。別的方面都湊合，就是孩子上學的事兒，卡得人心里堵得慌。”從內蒙古來天津打工的艾向志對記者感慨。
艾向志說， 2014年女兒想來天津上一年級，他帶著居住證、勞動合同、合法居所證明、原戶籍證明和孩子的預防接種證，到住所附近的河北區(qū)某小學辦理入學手續(xù)，但是被告知還要提交繳費期半年以上的社保證明。
“農民工找工作，能簽勞動合同就不錯了，公司不給交社保啊，哪來的證明?”艾向志跟對方解釋，不頂用。
“我們兩口子在天津的工作都挺穩(wěn)定，老家掙錢沒這兒多。閨女回去也沒人帶，不放心。”左思右想，艾向志讓女兒再等一年。他找了一份有社保的工作，女兒終于能上學了。“新工作掙得少，就算將來能領退休金，算大賬我還是虧的。”
孩子們想跨過重重“門檻”進城上學，與父母團圓，代價可不低。采訪中，很多農民工表達了這樣的看法。
老龐從山東老家來天津打工20多年，他女兒正讀初三。按天津市教委規(guī)定，非戶籍人口子女要想在天津讀高中，小學、初中學籍必須是本市的，家長則需要交齊五證，如果是個體戶的話，還得提供營業(yè)執(zhí)照、稅務登記證和社保證明。老龐是個體戶，之前沒有交過社保。為了讓孩子上高中，他不得不每年再交1萬多元的社保金。
“我這做小本買賣的，1萬元可不是小數(shù)目。而且我在老家是參加了新農保的，有必要再交一份嗎?”讓老龐寬慰的是，天津已經(jīng)出政策，允許外來務工人員子女考本市的職高和高職，“以后能讓咱娃在這高考就好了!”他憧憬。
孫芝莉是湖南人，在北京打工10多年一直租住在通州區(qū)，2013年她給孩子辦理入學手續(xù)時，被告知沒有通州區(qū)的社保繳納證明不能辦理借讀手續(xù)。“可我在西城工作，社保都交到了西城區(qū)。”孫芝莉夫妻倆權衡之下，還是把孩子送回了老家。“很多同事把孩子送到河北念寄宿學校，半個月見一次，他們勸我也這么辦。可孩子成長需要陪伴，這不是辦法。我倆打算過一段時間都回老家。沒想到在北京辛辛苦苦十幾年，最后還是不能扎下根兒來。”孫芝莉對此很無奈。
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難題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
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一直關注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。他認為，2008年保障隨遷子女就近上學的相關政策出臺之后，幾年內各地對農民工子女入學的條件放寬了不少。但最近兩年，各大城市又開始普遍收緊政策。
《北京市教委2012年關于義務教育階段入學工作的意見》明確，非京籍學生在京借讀需具備“五證”，即其父母或其他法定監(jiān)護人持本人在京暫住證、在京實際住所居住證明、在京務工就業(yè)證明、戶口所在地鄉(xiāng)鎮(zhèn)政府出具的在當?shù)貨]有監(jiān)護條件的證明、全家戶口簿等證明、證件。“五證”的規(guī)定由市教委文件統(tǒng)一發(fā)布，具體的工作證明界定由各區(qū)結合情況具體來定。
2013年12月，天津市教委發(fā)布《天津市居住證持有人隨遷子女在本市接受教育實施細則(試行)》，此細則明確規(guī)定務工人員要提供居住證、合法務工證明、合法居所證明、原籍戶籍證明和子女的預防接種證，并應在入學前一年到居住證載明的居住地所屬區(qū)縣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申請登記，同時，明確要求提供在本市繳納社會保險費證明原件及復印件。
這些政策在具體執(zhí)行中，還有很多附加的“隱形條款”。2015年北京非戶籍學生家長做過統(tǒng)計，要想入學，實際上須備齊28個證件才有參加初審的資格，其中很多證件，需要提前很多年準備。
政策為什么收緊?
熊丙奇認為，這些政策的頒布是基于“控制人口總數(shù)”的管理思路，就是擔心放松入學條件會造成大量非戶籍人口涌入，進一步加劇大城市的臃腫。
比如，北京市在2012年發(fā)布的《關于北京市隨遷子女升學考試工作方案的說明》中明確，作為首都，需要妥善處理人口與資源、環(huán)境的矛盾，需要統(tǒng)籌考慮京籍學生和非京籍學生升學考試利益等難點問題。天津市教委也透露，大量隨遷子女向城鎮(zhèn)和城郊結合部集中，給本市教育資源帶來很大壓力。
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的投入不均衡，也是造成非戶籍人口入學難的重要原因。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儲朝暉認為，目前，國家解決農民工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則是以流入地解決為主，即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主要由地方政府負擔。這樣一來，農民工在省內流動，教育經(jīng)費由省內統(tǒng)籌，孩子進城讀書問題不大;如果生源跨省，流入地政府在財政壓力加大的情況下就會提高門檻。
《中國留守兒童心靈狀況白皮書(2015)》顯示，目前全國農村約有留守兒童6102萬人，占農村兒童的37.7%;約有1793萬孩子一年只能見父母1到2次;約有921萬孩子“一年到頭見不到父母”。研究顯示，如果不能保證每3個月見一次，孩子對于現(xiàn)在生存狀況的焦慮及“煩亂度”會陡然提升。
“留守兒童的家庭教育、社會教育滯后，安全監(jiān)護、心理問題也比較突出。解決城市管理和教育資源分配失衡的難題，不該以下一代的健康成長為代價。”熊丙奇說。
讓教育經(jīng)費可攜帶，保障每個孩子享有受教育的權利
事實上，解決農民工子女進城讀書難題，政策路徑已經(jīng)很清晰：
按照《國家新型城鎮(zhèn)化規(guī)劃(2014—2020年)》和《國務院關于進一步做好為農民工服務工作的意見》等文件要求，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入學問題，應以流入地政府為主、以公辦學校為主，同時將常住人口納入?yún)^(qū)域教育發(fā)展規(guī)劃、將隨遷子女教育納入財政保障范圍。此外，對符合當?shù)卣?guī)定接收條件的農民工隨遷子女，在公辦學校就讀的，免除學雜費，不收借讀費;對在接受政府委托、承擔義務教育辦學任務的民辦學校就讀的農民工隨遷子女，也撥付相應教育經(jīng)費。中央財政以獎補資金的方式，對各地解決農民工隨遷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工作予以獎勵性支持，主要支持東中部地區(qū)接收隨遷子女較多的省份。
“政策圖景很好，但現(xiàn)實中仍有兩個梗阻：一是北上廣等農民工數(shù)量較多的城市提高門檻，導致很多家庭只能分隔兩地，孩子回原籍讀書;二是入學之后，保障程度有差距，有的雖然進了公辦學校，但只能入讀‘校中班’;有的入讀教委主導建起來的打工子弟學校。這是人為制造隔離，影響城市各群體相融。”熊丙奇說。
去除教育“梗阻”，把新市民留在城市，還需要對癥下藥：
“首先要轉變城市管理理念。停止靠教育政策調控人口的做法，保障每一位孩子上學的權利。”熊丙奇認為，應調整資源配置思路，以產(chǎn)業(yè)導出等方式，合理引導人口分流。“通俗講，先把城市功能分解出去，再把農民工疏導出去，最后讓孩子隨遷;而不是顛倒次序，先把孩子攆走，再讓大人不得不走，最后考慮城市功能轉型、規(guī)模瘦身。”
“這里面還有戶籍制度的問題。當前一下子改變戶籍制度比較困難，特別是對北上廣這樣的特大城市。但是可以把城鄉(xiāng)居民享受教育、醫(yī)療等公共服務的權利從戶籍上剝離。”儲朝暉說，讓教育經(jīng)費等公共財政資源“跟人走”——比如建立完善進城務工人員子女公共教育經(jīng)費流轉制度，當他們的子女離開流出地時，其相應的教育經(jīng)費可參照社保資金的方式流轉，為其在流入地就讀提供保障，減輕流入地政府的財政負擔。
2015年12月，國務院印發(fā)了《關于進一步完善城鄉(xiāng)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保障機制的通知》，決定從2016年起進一步完善城鄉(xiāng)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保障機制。在整合農村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保障機制和城市義務教育獎補政策的基礎上，建立城鄉(xiāng)統(tǒng)一、重在農村的義務教育經(jīng)費保障機制，實現(xiàn)教育經(jīng)費可攜帶，適應新型城鎮(zhèn)化建設和戶籍制度改革的形勢要求。
希望在不久的將來，屬于農民工子女的那塊“教育的蛋糕”不會因為他們進城和爸爸媽媽在一起而縮水。希望不再有哪個孩子，孤獨地留守在鄉(xiāng)村。
